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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曄旻︱南非真的曾是發達國家么?

時間:2017-12-23 04:14:10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

一段時間以來,中文網絡上出現了一種論調,將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稱頌為“非洲以色列,發達國家”;相比之下如今的南非“金磚”褪色則被歸咎于曼德拉等人治國無能,所謂“原先的花園城市,非洲樂土,如今變成什么樣子,有目共睹”云云。乍一看,仿佛有理有據令人唏噓;細察之,則不免大謬了。


誰的南非


要正確看待種族隔離(1994年前)的南非,首先需要搞明白一個問題:誰才是南非的主人。網上流行一種論調:“黑人壓根不是南非原居民”,于是“所謂南非黑人運動,其實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事實上,這一看似釜底抽薪的論斷,不過是重拾種族主義者的陳詞濫調。在1975年6月洛杉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南非學者(C.p.Mueller)就曾公開聲稱:“班圖(黑)人不是土著。他們是在荷蘭人和英國人之后才到達(南非)的。”言下之意,無非是要證明白人乃是來到了“無主土地”,并理直氣壯地根據“先占”原則將其據為己有。

 

 

南非地圖


誠然,起源于中非大湖地區的班圖人并非南非的正宗土著,但考古發掘的實證材料資料也已證明,他們早在公元二三世紀就來到了林波波河(Limpopo,南非與津巴布韋的界河)兩岸,并繼續向南方遷徙。到十五世紀末,班圖人已南下至今日的東開普境內。反觀荷蘭人在好望角(即開普)的殖民地,晚至1652年才建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百二十五名雇員在范·里貝克率領下在此登陸,建立要塞,以便向該公司往返于阿姆斯特丹與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航線的船只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給養。

 

班圖人的南下


退一步講,荷蘭殖民者又是怎樣對待班圖人之外南非境內最古老的居民(科伊-桑人)的呢?根據分子人類學的研究結果,這個膚色棕黃色的民族很早就與其它“走出非洲”的人種分道揚鑣,甚至白人與班圖(黑)人之間的親緣關系,都比他們與科伊-桑人之間的關系要近得多。然而,科伊-桑人對于南非無可爭議的優先權并沒有能阻止白人的鳩占鵲巢。他們的兩個支系,桑人(從事狩獵的獵人,歐洲人稱為“布須曼人”)在南非境內徹底被消滅,遭到種族滅絕的悲慘命運;科伊人(從事畜牧的牧人,“霍屯督人”)也不再成其為獨立種族,只在混血的有色人中留有后裔。顯而易見,殖民者的所謂“先占”原則虛偽不堪——班圖人之所以幸免,只是因為他們已然步入人口稠密并掌握鐵器的農業社會,使得殖民者無法趕盡殺絕而已。

 

布須曼人


另一方面,與通常想象中的一小撮自詡“社會精英”的殖民者在現代化的城市里過著人上人般的寫意生活不同,進入南非的荷蘭殖民者確確實實是字面意義的“殖民者”,他們大多來自荷蘭社會底層的破產農民,家徒四壁的簡陋房舍中,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家具,只在簡易木架上擺放著唯一的書籍——《圣經》。大部分荷蘭殖民者從事農耕和放牧(一般僅生產少量自給糧食,牧業所占比重更大),他們的稱呼“布爾人(Boer)”,在荷蘭語里就是“農民”的意思。令人倍感吃驚的是,布爾人的牧業水平與當地班圖(黑)人相比竟難分伯仲,平均一英畝牧場只能養一只羊,五英畝養一頭牛。


對遠遠談不上掌握了先進生產力的布爾人而言,不斷擴大占有土地面積成為農場制度得以發展的必須(通常一個布爾農場占地至少在六千英畝以上)。好在經營這種粗放牧場所需的資金和技術有限,一匹馬、兩輛牛車、一支步槍足矣——馬匹使布爾人在速度上超過善于奔跑的非洲人;牛車使他們能夠運載全部輜重翻過峭壁陡坡進入內陸,并迅速由遷徙轉入定居;三者中最重要的步槍則使布爾人擁有壓倒性的火力優勢,幫助他們以較小的代價強奪了南非的大部分富庶土地。至于土地原本的主人黑人,要么被趕進“保留地”,要么淪為布爾農場里的勞力(奴隸或佃戶)。這樣的土地格局,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到了種族隔離制度的末日。

 

布爾人


“窮白人”與種族隔離


布爾人經營單純農牧經濟達數百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金礦的發現及其礦業經濟的發展使南非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礦業的大爆發使得淘金者蜂擁而至,擴大了農產品需求。從1880 年起,資本迅速積累加劇了布爾農場主的社會階層分化,許多布爾小農場主破產淪為墾戶。為節省開支,大農場主往往以廉價黑人取代白人墾戶,勤勞的班圖小農在經營水平上很快就超過了早已喪失勞動習慣的布爾人(荷蘭殖民者自視優等民族,養成了典型的奴隸主意識,鄙夷一切體力勞動)。


殘酷的布爾戰爭(1899-1902年)不僅迫使荷蘭人的后裔喪失了政治獨立,更讓阿非利卡人(布爾人的自稱,意為在非洲出生的人)的處境雪上加霜。戰爭中他們的財產被毀,妻離子散,戰后雖然英國人慷慨地將新成立的南非聯邦(1910年)政權交托給他們,但失去土地、無家可歸的貧窮布爾人比比皆是,這些被迫到城市謀生的白人既無現代生產技能又缺乏投資資本。1932年由美國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一項調查報告指出,幾乎五分之一的阿非利卡人可以歸為“窮白人”之列。這些窮白人“目光短淺、不負責任、無信用、自卑、不自重、無知、輕信以及缺乏進取心……絕大多數窮白人確信自己比非歐洲人身份更優越”。

 

布爾戰爭中的民團


懷有種族優越感的“窮白人”在就業市場上面對廉價黑人勞動力強有力的競爭。頗具黑色幽默色彩的是,種族歧視導致的黑白工人之間不同的勞動力價格(1911 年南非金礦中白人與非洲人的工資比例為11.7:1),反而使白人工人與黑人工人在職場競爭時處于不利地位。對唯利是圖的企業主而言,假如以黑人工人取代從事同一工種的白人工人無疑可以降低開支,擴大利潤。


隨著黑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白人工人(阿非利卡人占四分之三)越來越感到其經濟地位搖搖欲墜,不滿情緒日益膨脹。隨后便發生了更荒誕的一幕,1922 年,南非爆發一萬八千名白人工人參加的蘭德大罷工,阻撓礦業主以黑人替代白人。理應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但排除了黑人參加的白人共產黨率領著游行隊伍與政府軍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但他們高舉的標語旗號竟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為一個白人南非而斗爭!”


這次抗議最終以失敗告終,七十六名白人工人被白人政府殺害。實際上,真正改變“窮白人”命運的是南非特殊的政治生態。在南非聯邦成立時,在將近六百萬的總人口中,歐洲人只占21%,“南非聯邦實質上是兩派歐洲人為了更加牢靠地剝削非洲人民而成立的聯盟”。而在南非的一百二十七萬歐洲人中,荷蘭裔的阿非利卡人則對英裔居民占有超過二比一的優勢。這就產生了一個必然的邏輯:全南非范圍的“一人一票”將立即使白人(無論荷蘭裔還是英裔)喪失政權,而贏得擁有選舉權的大量“窮白人(大多數是阿非利卡人)”的支持卻能夠使阿非利卡人的政黨在僅限于白人的“一人一票”選舉游戲中立于不敗之地。

 

 

全部白人組成的第一屆南非內閣


這就導致了一系列借口“土著居民的經濟生活危害白人經濟生活”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出臺。1922年出臺的《土著事務法》開始從法律上實行白人和黑人“分別發展”的做法(越來越多的黑人居民被趕入僅占全國土地面積13%的所謂“黑人家園”,成為南非國內的“外國人”)。1923年頒布《市區法》,規定黑人只許住在離城十到十五公里的特定郊區,由政府官員管轄。此后黑人不得居住于隔離區之外(除受白人雇傭的黑人傭工以外)。1924年通過《工業調停法》,黑人工人在法律上不被視為“從業者”,事實上剝奪了黑人罷工的權利。凡此種種,可以用兩句話總結:第一,除非是需要非洲人的勞動,否則不準他們進城;第二,“可以讓他們為我們(白人)干活,但不能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處”。特別是1924年頒布的《文明勞工通令》,更是明確責成南非的國家機關并“建議”一切私營企業公司,以白人代替非洲人來擔任所有需要專門技術的工作(skilled work)。實際上這就是把待遇好的“文明勞動”保留給白人,而把待遇不好的“非文明勞動”扔給黑人。

用英語與南非荷蘭語書寫的“白人專用”標牌


這種工種保留制度為白人確保了幾乎所有的技術工種,避免了白人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與黑人的競爭,從而保證了白人占據勞動力市場的優勢地位,其中阿非利卡工人成為這一制度最直接的獲益者。1946年時,多達四成的阿非利卡人仍是藍領工人,但1977年從事白領工種的阿非利卡人人數已上升到65%……可以說,“窮白人”作為一個群體,神奇地消失了。


“發達”國家的幻象


實行種族隔離(“分別發展”)的南非一度出現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跡”——在從1932年到1972年的四十年時間里,平均每七點四年國內生產總值就翻一番。尤其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南非的經濟增長速度竟可與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的日本相匹敵。


一時間,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比勒陀利亞、德班等南非大城市都可以見到絕不遜色于同時期的西歐、北美大城市的市容:高聳豪華的寫字樓大廈、四通八達的整潔的街道、五光十色琳瑯滿目的廣告牌、美麗的街心公園、新式的雙層電車;大多數南非白人擁有自己的獨棟住宅,有的還帶有游泳池;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南非白人的汽車擁有量為每千人三百八十六輛,與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大致相當,與美國這個“車輪上的國家”的差距也并不懸殊(每千人擁有五百零七輛汽車)。

 

 

約翰內斯堡市容

 

 

開普敦郊區的白人住宅區


這或許就是彼時的南非被現在一些人吹噓成“發達國家”的原因。可這只是一個幻象,建立在“黑人不算人”基礎之上的幻象。假如以按照歐洲居民人口來計算國民收入水平,南非確實可以列入發達國家。但在勞動力市場的種族隔離制度下,南非全國99%的工程師、78%的自然科學家、91%的技術人員、72%的技工都由白人充任;其結果是,要是按非洲居民人口來計算的話,南非的國民收入水平則屬于最落后國家之列。1983年,亞裔(主要是印度人,日本人算“榮譽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南非白人的37%,有色人種是26%,居住在城鎮內的黑人是22%,居住鄉村的黑人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只有6%!生活在南非當局圈定的“黑人家園”中的黑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赤貧中。這就導致種族隔離的南非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南非最富有的20%的人擁有該國財富的75%(美國是不到40%);南非的基尼系數竟高達0.61——而這個系數在0.40以上已經意味著貧富嚴重不均了。

 

 

黑人住宅區

 

 

支離破碎的“黑人家園”


另一方面,不管白人統治者愿不愿意,從南非聯邦建立的1910年到結束種族隔離后的1996年,南非人口總數增加了六倍,從不到六百萬增加到三千八百萬。直到1948年,白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保持不變,維持在23%左右,但之后開始急劇下降,到1988年已經降到14%左右。除去比例較小的有色人種和亞裔之外,黑人始終構成這個國家的大多數。在將黑人人口計算在內的情況下,南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能退居世界第五十三位(1985年),與馬來西亞相當(第五十四位)而遠低于當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第四十六位),從這兩個亞洲國家的地位就不難理解,以此排名歸入發達國家恐怕是有些勉強的。

 

南非各種族的收入差異


實際上,南非雖然堪稱非洲大陸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制造業在南非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從1946 年的13%上升到1981年的22%左右,成為南非的首要經濟部門;但它的工業制成品主要出口對象只不過是更為落后的非洲大陸各國,其主要競爭對手也只是另一個非洲國家——埃及,可見其技術含量并不像如今被一些人宣稱的一樣高大上。從根本上說,南非的經濟基礎仍然是靠天吃飯的礦業。其國內著名的礦床有黃金和金剛石礦、鈾礦、石棉礦和銻礦、鉻鐵礦和錳礦,尤其是南非的黃金儲量雄踞世界第一。長期以來,礦產都是南非財政最大、最穩定的來源,礦產品出口占出口總值的七成,其中黃金占出口總值的四成。正是黃金為南非發展制造業所需的進口機器設備提供了必要的外匯。這與中東地區的伊朗、(海灣戰爭前的)伊拉克等國依靠豐厚的“石油美元”進口機器發展工業的做法,其實殊途同歸。

 

金伯利的大礦坑


最能體現南非工業實際成色的莫過于汽車工業。在南非的制造業中,汽車工業居于核心地位,所有經濟活動的八分之一幾乎都同汽車工業有聯系。1959年,在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幫助下,南非在約翰內斯堡東南建成一座汽車制造廠,第一次生產出了客車,并用進口的部件安裝內燃機和柴油機。名義上,1960年,南非生產汽車八萬七千輛,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南非產汽車的國產化率不足兩成。即使經過了十年的努力,在年產量翻了一番(十九萬五千輛)的情況下,南非產汽車卻仍然有三分之一的關鍵部件依賴進口。直到種族隔離制度被廢除時,南非的汽車生產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卻仍以組裝為主,實際上只不過是美國、歐洲及日本各大汽車廠商的代工廠而已。
種族主義者的善心?
無論如何,南非的白人政權有一整套嚴密的種族隔離法令、一部完善的國家機器、一支在南部非洲首屈一指的強大軍隊;如何會在1994年自愿結束自己的統治呢?

 

 

南非軍隊


這當然不是因為種族主義者良心發現。不可抗拒的內外壓力才是種族隔離制度壽終正寢的真正原因。其中,國際制裁當然是一個因素。非國大領袖曼德拉就感嘆道:“整個世界都站在我們這邊。非洲統一組織、聯合國和反種族主義運動都會繼續對種族主義政權施壓。國際社會孤立南非的每一次努力都增強了我們斗爭的力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聯合國開始對南非實施武器禁運,1973年歐佩克組織對南非進行石油禁運。不過,由于歐美國家與南非的特殊的利益關系,西方國家并不支持對南非的經濟制裁。直到 1986年之后,美國、歐共體等終于改弦更張,開始實質性制裁南非,才令南非白人政權真正淪為“國際棄兒”。

 

1989年倫敦街頭“抵制種族隔離”的宣傳車


但在此之前,南非的經濟局勢已然表明,種族隔離制度終于走到盡頭。1981年后,南非經濟陷入長期衰退:1982年為-0. 8%,1983年為-1.8%,1985年為-1.2%;尤其是南非的制造業,在1980-198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1.2%,這在南非歷史上前所未見。
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類似,南非的工業化建立在引進外國技術及外國直接投資的基礎之上。這種模式的問題在于,唯有在南非仍有大量礦產資源換取外匯,且在勞動力充裕的情況下,它才能良好運轉。隨著時間的推移,南非礦產資源開始枯竭,或者開掘難度越來越大,就像金礦的開采越來越深、越來越難以開采一樣,國際市場金價的下跌(從1980年的每盎司八百五十美元降至1985年的三百一十七美元)更令這一局面雪上加霜——每盎司黃金下跌十美元,南非一年就要損失兩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種族隔離制度曾使黑人成為廉價勞動力的源泉,所謂南非經濟“一方面依靠歐洲人的創意、組織和技術,另一面依靠上百萬的土著勞動力”。但當工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時,這一制度卻無法提供所需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工人。


1981年南非白人政府委員會的報告坦率指出,為了保持南非經濟每年4.5%的增長率,每年必須培訓兩萬三千名技術工人和九千五百名技術人員,而當時實際能提供的只有一萬名技術工人和兩千名技術人員。一方面,南非軍隊只招募白人(每一個十七至六十五歲的男性白人均須服兵役,而黑人不許持槍),龐大的軍隊(常備軍超過十萬人,加上一級預備役可達二十七萬人)占據了本已缺乏的大批白人勞動力,造成人力資源的巨大耗費。另一方面,即使沒有“工種保留”的規定,失業率高達一半的黑人也無緣填補技術工人的巨大缺口——由于南非白人政權在教育上的歧視性做法(白人和有色人種享受義務教育,黑人教育費用自理),即使居住在城鎮的黑人也有三分之一是文盲,以至于在1976 年進行的技術工人證書考試中,當時全南非兩千五百多萬非洲人中只有兩百零七人通過了考試,而在 1977年進行的同類考試中,總人口只有四百多萬的白人考試合格的就有一萬多人。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制造業的發展要求向南非各產業部門提供專業人員至少三百七十萬人,其中兩百萬人需要由非白人提供。種族隔離制度若不打破,技術工人嚴重缺乏問題就無法解決,南非經濟就不可能發展。換言之,僅從經濟領域而言,種族隔離制度也已經是在作繭自縛了。世界銀行1987年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南非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掉入世界最差國家之列。更不用說,就像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早在1960年2月3日告誡冥頑不化的南非議員們的那樣,“變革之風已經吹遍這個(非洲)大陸,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民族意識的這種增長是個政治事實,我們大家都必須承認這是事實,并且在制訂國家政策時把它考慮進去。”目標“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民族主義不可遏制地成長。遲至1989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權的末代總統德克勒克才認識到了這一點,“南非只有走和解之路,并為所有的人創造公正、公平、平等的機會,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對(南非)白人來說,把持權力意味著冒險——面臨一場革命的危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由少數人掌權而不導致那種結果的。”

 

德克勒克


總而言之,1994年結束種族隔離后的新政府接手的遠不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發達國家,而只是一個經濟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爛攤子。雖然新政府的舉措(諸如“黑人經濟振興”政策)不乏可以詬病之處(譬如對白人的“逆向歧視”),但這恐怕也不是將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美化成天堂的理由——無論如何,對絕大多數國民而言,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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